2020.04.15
应当怎样表达和回应对“僵尸肉”的质疑?

应当怎样表达和回应对“僵尸肉”的质疑?

 今天

    一場激烈的“僵屍肉”媒體之爭正在上演:先是新華社的報道,讓“70後”豬蹄、“80後”雞翅等“僵屍肉”成為熱門話題;接著是劇情逆轉的時候到瞭:“僵屍肉”報道是假新聞,北京科技報記者洪廣玉發文指出:走私肉一直存在,但“僵屍肉”(特指封存幾十年的肉)的報道,是從一則“舊聞”不斷嫁接、演繹而來的;然後是新華社記者李丹回應質疑,“初稿完成後,我們還請相關部門對稿件中核心事實進行過兩次確認”,&ld激情性愛小說 quo;出於采訪對象的要求和對消息來源的保護,我們沒有點出采訪對象具體人名”。

    從記者李丹的報道,到記者洪廣玉的質疑,再到李丹對洪廣玉的公開回應,圍繞著“僵屍肉”,兩位當事的新聞人之間發生瞭一輪交鋒,其他媒體也有相應評論。但核心事實問題,仍然沒有一個確定的結果。因為,這樣的交鋒本身並未提供、也不能產生滿足社會關切的關鍵信息。

    作為一個前新聞人,我把目前為止所有的報道、質疑和議論,都看作一個提起議題、接近真相的未完成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之中,我更關註媒體人的操作規范。因為,職業操作規范,有可能使媒體和公眾更早、更全面地接近事實真相。

    社會公眾對冷凍肉過期的關切——也就是由李丹報道提起的這個議題本身,幾乎無法否認;以往被相關機關查處的過期冷凍肉也幾乎無法否認。爭議隻在具體的事實信息——所謂“肉齡長達三四十年”的冷凍肉。

    當然,你可以說,“三四十年”和“數年”的冷凍肉沒有什麼本質差異,沒有必要較這個真。你可以這麼看,但新聞行業不是這麼寬松地要求自己的。一張新聞圖片中礙眼的水杯被PS掉,看似無關宏旨,但在這個行業都是規范不允許的。因為這個行業隻有靠堅守細節信息的可靠,才能維系隨時岌岌可危的公信。

    正因為把目前所有的記者行為看作是接近真相的過程,我認為洪廣玉對李丹最初報道的質疑,本身是沒有問題的。盡管洪廣玉自己都承認他僅憑打瞭幾個電話就“作出是‘假新聞’的判斷是有點太嚴厲瞭”。但他憑著自己在食品行業長期采訪的經驗(比如關於食品長期冷凍的經濟成本的考慮),通過對李丹報道文本中信息、信源的審視,按圖索驥,一一回訪其可能的信源,應當看作是新聞業這個行業內部應有的糾錯機制。洪廣玉由此遽斷“假新聞”固然草率,但如果把這樣的操作看作是通過質疑、確證而不斷接近真相的程序,我覺得無可厚非。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說洪廣玉的求證不足以作出某一個判斷,但我們不能否定洪廣玉的求證行為本身。我們甚至不能因洪廣玉“僅僅”做瞭這些而否定他的求證。如果因為他做得還不夠他就不應該做,那樣,隻是堵住瞭一條新聞報道可能接受質疑的道路。

    在一個信息多元化、傳播多主體化的時代裡,減少可能的質疑不會使一個報道的可信度更高、新聞業的公信度更高,而隻會是相反。隨著信息的過載充斥,我們社會中“可信”作為一種資源便相形稀缺。而一個傳播行業的可信度,恐怕隻能靠質疑、糾錯機制。何況針對新聞報道質疑、糾錯的主體,已不限於新聞業內部。

    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肯定質疑的,哪怕這種質疑最終被證明是錯的。

    當然,也有冷靜的網友認為:(洪廣玉)“用以反對‘僵屍肉’存在的證據,隻是各個部門宣傳負責人的一致否認,卻無其他人證或物證。最好的辟謠方法,是找到更多的證據,而不是某幾個人不承認。”

    這個說法看似有理,但是,從辯論學舉證規則的角度看,一般來說,“沒有”是一個消極的主張。一個人若說“沒有”,你似乎不能要求他提供“有”的證據。相反,“有”是一個積極的主張,這種主張的論證責任,也就是其提供論據的責任,也應當更“積極”(多)一些。是不是這樣呢?當然,如果是行政訴訟的話,那麼,舉證責任倒置。百姓如果懷疑“有”,行政部門光說“沒有”是不夠的。

    以此規則來看李丹與洪廣玉的舉證責任——他們都是探索真相的新聞記者而不是相關行政部門的亞洲色色責任者,那麼,主張“有”的李丹的舉證責任也要多一些。

    李丹的舉證責任,不僅要包括在初始報道中提供對冷凍數十年的過期肉的證據;更要在受到洪廣玉的質疑之後,提供初始報道中沒有呈現的事實證據。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新聞報道要有一種論證的結構——不要像評論一樣論證自己的觀點,而是要提供具體證據證明報道中核心事實的存在。

    現在,我們來看李丹的回應——《公眾利益面前,新聞記者的職業操守何在?——與“資深記者”洪廣玉商榷》,它不是一篇報道,不是一個職業的文體,而是一封“公開瞭的私信”。讀瞭這封信我感覺到的是,它似乎把一個公共事件弄成瞭一個私人事件,這是這種回應形式的局限性。因為在這種“私人回應”的形式中,個人之間的“意氣”可能讓他們有意無意忽略瞭對公眾提供更多信息的責任。

    我覺得,如果一篇報道被質疑的話,記者應當直接回應公眾關切,提供更多的信息。不宜直接回應質疑者,反唇相譏,意思不大。這封“公開瞭的私信”,確實指出瞭質疑者作為專業記者“僅憑四個電話”就質疑報道為假的不足。這是有道理的,也是李丹作為記者同行的專業標準。但是,“信”中也沒有為公眾提供更多的信息。

    在信中,李丹質問洪廣玉“為何選擇性忽略一些重要信息”,指的是《南方周末》采訪廣西食藥監局長韋波的報道,其中明確提及“不少冷凍多年,甚至數十年,可能存在變質問題”。這個信息,在洪廣玉質疑李丹報道之後被網友調出來否定洪廣玉的質疑。這也是目前官方人物唯一明確肯定存在“數十年的冷凍肉”的信息。但李丹此時為自己辯護,拿出這個材料來就不夠瞭,因為這個信息既不是她自己采訪得到的,她的采訪97色在色在線播放免費 報道也不可能僅僅以這篇別人的報道為據。在沒有提供更多獨立來源的信息的情況下,那麼,從論辯效果的角度來看,這個論據,就不免恰恰讓人感到她缺乏自己直接證明的材料。

    新聞業自從產生就面臨假新聞的風險,並不斷地伴隨著質疑和糾錯。何況在當代傳播主體多元、信源復雜的網絡時代。媒體報道受到質疑是常事、常態。但是,回應質疑應當有一種職業規范,它應當被看作是與新聞報道一樣的職業行為;至少應當得到媒體同人或內部相應機構的認可;在文本上對事不對人。在這方面,我們的業內共識還不多,新聞業應該多一些探討。

    此外,對同行報道真實性的過程性質疑,媒體人是否應當輕易使用聳人視聽的“假新聞”來揭示,也需要行業內部通過交流,形成共識,然後規范。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